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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调律师-邱杨:在美森翰林和纽约斯坦威技术部工作过的东方人 200110

2022-06-14

中国钢琴调律师之邱杨

 

邱杨:在美森翰林和纽约斯坦威技术部工作过的东方人

项目策划&执行/ 霸拓

 

 

【编者按】让更多的人了解调律师及其行业是实现“提高从业人员社会地位”(《霸拓章程》第三条)这一霸拓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础工作。

为此,霸拓策划开拓“中国钢琴调律师”栏目,并聘请资深记者采访业内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工作环境的中国钢琴调律师,撰写系列文章,反映调律师的真实生活,以飨读者。

为了获得更好的业外宣传效果,霸拓特委托《乐器商业网》首发微文。

 

         邱杨,钢琴制作行业海外华人的代表人物。他1986年到达波士顿,2008年回国,三十多年来潜心学艺,成为在美国高端钢琴——美森瀚林和斯坦威技术部工作过的唯一东方人。今天,我们请他讲述他的职业故事,希望能给更多的钢琴制作行业新生力量以启发和激励,也衷心祝愿中国的钢琴制造业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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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斯坦威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亨利·斯坦威2005年的合影

 

 

         我出身在书香门弟之家。外公是五四时期留学日本的老一辈教育家,母亲是民国年代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新女性。除了拥有众多的书籍,手风琴、小提琴和钢琴是我们家的标配。我从六岁起就师从一位匈牙利籍的小提琴老师。老师要求极严,有许多规矩。我至今还记得每次去上课,母亲和我要在老师的家门外静静地站着,等候老师开门送走前面上完课的学生。在我读完高中后,我的小提琴“造诣”已达到大顿小提琴练习曲的水平了,能演奏如 “流浪者之歌”的高难度曲目。可惜的是我的小提琴技艺并没成为我未来的职业。但这段经历却成了我日后从事钢琴制作所必备的音乐背景。我是1986年去到美国,最初是进入当地大学选修热门的电脑课程。仅仅读了半年我就发现我对电脑键盘的兴趣远比不上对钢琴键盘的兴趣,也许是从小耳濡目染于两位姐姐的钢琴学习吧。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转入了钢琴工艺的学习。

我很幸运,我所居住的波士顿是美国的钢琴名城。这里曾经诞生过诸如ChickeringIvers& Pond Mason & Hamlin等世界级钢琴大品牌,有着众多或身怀绝技或知识渊博的钢琴专业人员。如北班尼街钢琴工艺学校老师Christine  Laugren、波士顿钢琴技师协会前会长George Crawford、最新型琴键静阻力计算法的发明者David Stanwood和"Piano Buyer"一书的作者Larry Fine等。Christine  Laugren是业内知名度颇高的教官和考官。她推行的钢琴调律法因大力倡导辅音检测而名闻遐迩,我的调律学习生涯就是从她这里起步。George Crawford是一位擅长用传统方式制作音板的大师,他制作的音板能发出既温暖又带几分甜美的声音。我经常到他的音板制作间里拜师学习。看他怎样用敲打聆听的方式选材,怎样拿样品重量的前后变化测定木头的含水率,怎样以杉木条的变化值控制音板烘房的温湿度。在George Crawford这里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第一次感受到钢琴制作是理论的“矮子”实践的“巨人”。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技师Brad Renstrom的斯坦威翻新小作坊里开始的。他是李小龙功夫迷。我第一次要到他那儿的工作面试,曾让他兴奋得几乎睡不著。他以为一个穿着长袍马褂、脑后拖着条细长辫子的中国人会出现在他眼前!这是后来他笑着告诉我的,哈哈。他的小作坊就设在他家后院,自个喷漆、上弦、装槌、调整、整音和调音等等,当时这真让我开了眼界。原来一个人居然能干一群人的活呀!我在他那里从“打酱油”开始到后来的独当一面,让我有了在美找工最重视的工作经验。Brad是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一个贵人。我很感激他,至今还跟他保持来往。

我在Mason & Hamlin的工作经历是我打工生涯的一个奇遇。那是1999年我人在深圳,突然被告知美森翰林董事长Kert Burgett将飞抵香港与我面谈就职技术部工程师一事。Kert是一位对中国人怀有敬意的美国人,他的太太就是一位祖籍来自广东的ABC(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至今还记得面谈地点是在香港的假日酒店餐厅。Kert一边吃着他最喜爱的广东“干炒牛河”一边很仔细地询问我以往的工作经历,尤其工厂制造与管理的经验。我当时紧张的不得了,美森翰林,这个在美国本土上能与纽约斯坦威并驾齐驱的世界级钢琴品牌,一个中国人有可能成为她的员工吗?很感恩也很感激Kert……一个月后我走马上任了。美森翰林的量产不大,年产300台三角钢琴和50台立式钢琴,一线员工不超过60 人。技术部门包括我共有四个人,Bruce ClarkFranze Emerson和名叫Kevin的年轻白人小伙。Paul Monachino是技术总指导。由于厂小,也由于后来 请的员工大都是中国人,美森翰林的七个车间我兼任过其中五个车间的车间主任:即外壳车间、后背架车间、音板车间、击弦机总装车间和油漆车间。因为这个经历,加上在技术部参与了许多与设计相关的工作,我对西方高端钢琴的制作基本上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任职美森翰林的那五年间,经过全厂工人尤其中国雇员一丝不苟的努力,美森翰林的质量一直被“Piano Buyer”一书的作者Larry Fine评选为比纽约斯坦威略胜一筹的产品。美森翰林是美国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2004927日是我职业生涯又一个里程碑,我被纽约长岛的斯坦威工厂聘为技术部产品发展助理。我还记得在技术服务总监的办公室里,我和我的上司John Patton有过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他告诉我斯坦威预计中国将会有长达30年的钢琴制造繁荣期。公司正准备在中国开发三线品牌。他说我未来的工作就是参与这个三线品牌的开发以及学习掌握斯坦威在大型音乐厅的钢琴调律、调整和整音技术……哎,说真的,自我来到斯坦威的第一天起,我就很想知道斯坦威之所以成为斯坦威的原因何在。但斯坦威的公司规模比美森翰林要大得多。除了生产部门的数百号员工外,还有庞大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两大部门。在这里工作的每个人就像长长流水线上固定不动的一颗颗螺丝钉,能接触、了解的东西非常有限。很幸运,我工作上 来往最多的两个同事一位是生产部的技术指导Eric Schandall,一位是卡耐基音乐厅的钢琴技师名叫Alexander的前苏联犹太人。Eric Schandall是斯坦威工厂的活字典。车间里的设备、模具、材料和工艺都了如指掌。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研究,我总结出斯坦威制作秘密的四大要素:设计、材料、工艺和个人技术。Eric还让我了解了纽约斯坦威和汉堡斯坦威在弦列、音板、调整和整音上的区别,尤其是后者的工艺处理几乎是天壤之别。Alexander则让我学会了斯坦威调律法,他告诉我这是一种“艺术”的调律,它能使钢琴产生更大的音量,更渲染的音响氛围,在大型的钢琴独奏音乐厅里尤其如此。这凤毛麟角的调律法让我感叹不已,斯坦威就是斯坦威啊,不仅钢琴制作在行内独树一帜,连音乐厅的钢琴技术服务也有无人能及的独到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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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于2003年美森瀚林总装车间

 

 

          2008年,邱杨离开斯坦威回到了中国。此番回国,他是带着自己的理想回来的。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邱杨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他对中国钢琴制作有了怎样的思考和探索,我们听他一一道来。

 

记者:回到国内后,您主要从事哪方面的研究?获得了什么样的成绩?

邱杨:我目前从事的研究大多与钢琴核心技术有关。如弦列、音板和铁骨的设计,生产工艺的设计等,还研究世界名琴的钢琴音色组成要素及中外钢琴质量的差异成因。

我曾经在《乐器》杂志等相关媒体介绍西方先进的钢琴制作技术,我是第一个全面介绍美国钢琴调律、调整及整音的相关工具;第一个编译Lary Fine的《Piano Buyer》一书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钢琴质量的评估排名;第一个系统引入调律辅助音的西方调律法(克里斯汀·劳顿调律法)及斯坦威调律法;第一个提出制作好钢琴的四大要素及其顺序,即:设计、材料、工艺及个人技术。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钢琴生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国外的钢琴相比,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邱杨:中国是当今世界上的钢琴生产大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钢琴像决了堤的潮水涌进美国的低端琴市场。我记得在2003年,美国著名的《音乐贸易》杂志评选出珠江钢琴厂原总经理童志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并把其肖像摆在杂志的封面。但与中国的其他产品一样,山寨、贴牌、缺少核心技术和理论上评价体系这些中国产品的普遍短板在钢琴制作这样一个非常冷门的行业里尤为突出。所谓的核心技术指的是通过精确计算的弦列数据、音板弧度、肋木和码桥的尺寸及相关的弯背弧度和配码高度等等数据。所谓的理论上评价体系是指对娛乐用琴、练习用琴与演奏用琴在音色及触感方面的文字描述及厘清。钢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手工制作机器。但它的制作并没有太多的高深理论,大多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工艺制作经验的总结,而这些经验总结又是极易被移植和仿制的。因此它的技术秘密除了口手相授,很少有人著书立说,百多年来基本上被欧美大厂家的少数相关人员所把持。所以,聘请外籍专家和掌握核心技术是从生产大国迈向生产强国的必经之路。

 

记者:就您对调律的理解,您想给中国年轻的调律师说些什么?

邱杨:调律仅仅是钢琴制作的入门。这个入门的门坎并不高,但要真正调好一台钢琴又并非易事。钢琴调律就像蜘蛛织网,每根弦就是每条网丝。在调律好的琴上弹个音,要像蜘蛛网被一只小虫触碰的那样产生所有网丝的震动,即整台琴与之相关的泛音列都要被共鸣起来。当然,这里有个前提,钢琴必须要有好的弦列设计。另外,钢琴调律师要有一双金耳朵。教科书上说的乐音三特征:音调、音量与音色,对我们而言还不够深入。弹一个单音除了要听出泛音的多寡、音量的大小、延音的长短,我们还要研究音的形态。

 

记者:能听音识琴那真是需要很高的境界,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最感慨的是什么?

邱杨:我最感慨的是在我职业的生涯里会遇到几位感激不尽的贵人。第一位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位雇主Brad Renstron。在他那里我学到了许多斯坦威钢琴翻新的实操技能。第二位是美森瀚林的董事长kirt Burgett,他的聘请让我有机会熟悉西方高端钢琴的整个制作流程。第三位是聘请我在纽约斯坦威技术部工作的技术高管John Patton,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不仅让我了解了Steinway & Sons生产制作的技术要点,还掌握了斯坦威钢琴调律法及相关的调整和整音工艺。第四位是星海音乐学院乐器工艺系原主任梁锐祥。是他的引荐,让我有机会在高等院校里获得副教授的职称。没有这些贵人的提携,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我以往曾经令许多人羡慕不已的工作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