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贤杰：寻访古尔德3-3 200720

 寻访古尔德3-3

文/朱贤杰（著名钢琴家、艺术评论家 霸拓艺术家顾问）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的基本态度。作为学术平台，霸拓推送（并不代表认同）能引发思索的文章。

安乐山公墓（Mount Pleasant Cemetery）在闹市区以北，占地四百英亩，大得像个牧场。我在指示牌下寻找古尔德的墓地位置，一辆巨大的挖土机在我身边停下。司机下车问我是否要帮忙，他说：“你找哪位？这里有很多名人，或者应该说曾经是有名的人。因为他们现在都与普通人一样地永远躺在这儿。”我告诉他我寻找古尔德。“噢？那就有些不同，世界各地的人都来这儿找他。”他让我跟在他后面，沿着弯曲的墓地山路开了几分钟，最后在38区1050号停下。古尔德一家就葬于此地。一块简洁的大理石碑，边缘镶有花纹，上写：

古尔德

佛洛伦丝·E

1975年7月26日  鲁塞尔·古尔德亲爱的妻子

鲁塞尔·古尔德

1901年11月22日—1996年1月4日

他们最亲爱的儿子

格伦·H·古尔德

1982年10月4日

古尔德的父亲在他死后仍然活了十四年，算来应该近九十五岁了。格伦·古尔德照理属于长寿的家族，然而他却在五十岁那年英年早逝，让世界各地的爱乐者为之哀悼。去世前几个月他已经像个老人，动作迟缓，脸色苍白。长期苦于血压高、肺部疼痛、畏寒以及许多臆想的病症，一直依赖镇静剂和安眠药。医生说他饮食太差又缺乏锻炼，但是他都不在乎，仍拼命工作。席夫回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古尔德去世前九个月，他们一直谈到早上六点钟，“我觉得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十分快乐、十分充实的人，完全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在生活。我认为他五十年的生命已经不虚此生”。而古尔德自己并不作如此想，他总有做不完的事。在1980年末的一次电话访谈中，记者问他：“假定你还有另外二十五年的时间，你是否有个新的方向，有个总体规划？”他说：“我和CBS的合同已经签到五十岁之后，在那以后将会有一个调档变化，就像二十年前我放弃音乐会一样——关于这个，目前我还是不说为好。我一向喜欢变化，因为我想做的事情太多。”

古尔德暗示过他有可能转向指挥领域。如果他活得久些，他将成为怎样一个指挥呢？如今我们只能靠他留下的录音来想像。在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钢琴版（李斯特改编）的录音里，那是一种典型古尔德式的演释，不落俗套又令人信服。如果他活到今天，他是否会因为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欣喜，并且成为电子网络的先行者？可惜的是死神匆匆而至，把一切美好的希望和猜想都埋葬到眼下这块墓地中去了。

离开墓地之前，我仍在找寻一块刻有音符的石头。那是在他许多本传记书中都提到过的。终于，我看到在墓地右前方，几步远的草地上，躺着一块一尺见方的深灰色花岗石，石块四周勾出一个三角钢琴的形状，上面镌刻着一排大字：

      Glenn Gould

       1932-1982

就在这行字的下面，刻着一行高音谱表和巴赫《哥德堡变奏曲》开首几小节的音符。1955年，古尔德这首传奇式的录音使他名闻天下，将他的名字从此与巴赫紧密相连。几十年来，这张唱片畅销不衰，哥伦比亚公司的发言人在1967年说，古尔德“创造了古典音乐录音的历史”。与许多乐迷一样，我仍珍藏着这张1955年的初版唱片。

大提琴大师卡萨尔斯说过，“巴赫是一座火山”。而古尔德的《哥德堡变奏曲》录音，使这座沉寂多时的火山再次喷发了，而且那是何等地辉煌灿烂、光焰万丈啊！

而此曲、此地，便是古尔德最后的归宿。

走出墓园，车子经过布鲁东街227号的圣保罗大教堂。二十年前的十月四日，三千多人，有许多是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了古尔德的追思礼拜，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我想起古尔德的表妹杰西·格里格的一段回忆：

“他相信来世…… 他总对我诉说他的梦境。在那梦里，他站在他的躯体之上，从高处往下看所有的人，而他自己则没有形体。他说，‘我希望能出席自己的葬礼’。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希望知道会有哪些人来参加’。而当我那天在圣保罗大教堂时，我想，古尔德从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多伟大。”

追思会中，音乐家们演奏了巴赫、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音乐，加拿大女低音莫琳·福雷斯特演唱了巴赫《马太受难曲》中的咏叹调，悼词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现代人和革新者……以他的方式关心人类的处境，一位有道德的人，最纯粹的人”。但最令人感动的时刻是在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技术员们通过预先安装的喇叭和音响装置，播放《哥德堡变奏曲》中那段“咏叹调”的时候。

杰西说：“当《哥德堡变奏曲》在教堂四处回荡时，我知道他出席了他自己的葬礼。他就在那里。”

或许，古尔德是不需要寻找。无论何处，只要你听见他那首《哥德堡变奏曲》时，他已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