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调律师之 三代钢琴缘 父子两昆仑——钢琴修造世家王来安、王节才、何钊的故事

中国钢琴调律师之何钊篇

三代钢琴缘  父子两昆仑

——钢琴修造世家王来安、王节才、何钊的故事

文/ 韩辉丽（资深记者/ 自由撰稿人/ 原《音乐生活》责编）

项目策划/ 霸拓

【编者按】让更多的人了解调律师及其行业是实现“提高从业人员社会地位”（《霸拓章程》第三条）这一霸拓社会责任的重要基础工作。为此，2019年，霸拓策划开拓“中国钢琴调律师”栏目，并聘请资深记者采访业内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工作环境的中国钢琴调律师，撰写系列文章，反映调律师的真实生活，以彰同好。

2022年，第二季“中国钢琴调律师”，再次来袭。

王来安

星海元勋

王来安，生于1897年，祖籍浙江宁波镇海大契头芦山村。13岁时，被邻居顾阿智带到上海谋得利钢琴厂当学徒。王来安聪明好学，肯吃苦、善钻研，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成为上海同行中出了名的钢琴组装快手。

除了技术好，王来安还是一个胸怀坦荡、仗义执言的人。一次，为了给师弟打抱不平，王来安顶撞了资本家，一气之下远走暹罗(泰国)。几年后王来安回到国内，游迹于上海、北京之间，以调琴为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王来安一家住在北京王府井一代，因为以维修钢琴为业，大家都习惯地称他为“钢琴王”。一来是姓王，二来也是对他技术的肯定。那时的王来安经常给一些文化名人或外国大使馆修琴、调琴，为自己积攒了很高的声誉。

1948年7月1日，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和延安中央管乐团等单位正式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文工团，直属华北局，团长李伯钊，副团长是贺渌汀和大提琴演奏家张贞黼。张贞黼随军进入石家庄后病重，委托学生陈艾生：“北平解放后，一定要办起我们自己的乐器厂。”

1949年6月1日，北京，人民艺术服务社成立，后改名为新中国乐器工厂、北京钢琴厂（今北京星海钢琴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当时的北京，懂钢琴制作工艺的人很少，负责筹备乐器厂的陈艾生、何汇泉很快就找到了大名鼎鼎的“钢琴王”王来安。经受过外国资本家欺辱的王来安，迫切希望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钢琴厂，他欣然受命。此后，何汇泉负责和王来安联络，一来二去，钢琴为媒，两人慢慢变成了翁婿关系，成为北京钢琴厂的一段佳话。

制造钢琴，工艺非常复杂，材料哪里来？人员哪里来？这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王来安首先想到了自己的那些宁波老乡，他专门跑了一趟上海，招了一批手艺精湛的木工、漆工和钳工。这些来自宁波的钢琴技师，非常信任王来安，纷纷告别家人，只身来到北京闯荡。

最初的一段时间，艺术服务社经费极其紧张，王来安拿出自己调琴、修琴的收入为这些老乡发工资。为了让这些没有家人陪伴的老乡，感受到家的温暖，王来安每周日都会喊他们到自己家吃饭，节假日更是一个都不能少，大家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王来安努力营造一个家的氛围，以解大家思乡之苦。直到这些老乡的家属陆续来到北京，这样的聚餐才渐渐少了。

“我姥爷家一到周日就好多人，我就记得那大圆桌旁坐的都是人。我姥姥每周六都坐着3路车去东单菜市场买菜，一买就是很多年。”几十年后王来安的外孙何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钢琴厂草创阶段的艰辛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王来安一家住在一间漏风的铁皮房里，室内特别寒冷，吃的是米饭加咸菜，有时是米饭拌熟猪油。王来安那时以厂为家，全身心扑到钢琴上，家里的工具、设备只要钢琴厂用得着，都无偿捐了出去。

“我姥爷家有一台打弦车，捐给北京钢琴厂了。后来钢琴厂机械化，能自个做了，就把打弦车给了中央乐团。那时候确实很苦，听我父亲说当时没有钢丝，就从汽车轮胎里抽钢丝。”

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劲头十足，王来安白天去调琴，晚上回厂子攻坚克难，终于在1950年底，迎来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钢琴的诞生。这是中国人自己制作的钢琴，也成为新中国音乐史上标志性的事件。

1951年，北京钢琴厂又生产出十台钢琴。消息传出后，吸引了许多在上海谋得利钢琴厂打过工的人。他们带着制作钢琴的特长和技能，举家携眷相继来到北京，大大地充实了北京乐器制造业的技术实力，为中国钢琴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何汇泉

王家掌门

王来安，是中国钢琴制造业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据说在解放前，他一天就可以组装十台钢琴，出众的手艺，为他赢得了不菲的收入。解放后，他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才华都奉献给了北京钢琴厂。他培养了大批的徒弟，很多陆续成为新中国钢琴制造业的骨干和精英。

但是在家里，除了长子王节才自学了钢琴维修外，其他的几个孩子，都没有学钢琴。即使是次子因病回京，失业在家时，王来安也没有传授他钢琴制造技术，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把儿子带进钢琴厂。

不过，徒弟们和王来安的感情很深，他们敬佩师傅的技术，也仰慕师傅的为人。家里经常有徒弟来来往往，即使王来安过世后，徒弟们也不忘来看看师母，问候一下家人。1966年，王来安患上了脑溢血，半身不遂，就此告别了他心心念念的北京钢琴厂。

文革期间，作为技术权威的王来安，也受到了冲击。当时街道通知要批斗他，病中的王来安焦虑万分，胆战心惊。家人都为衰弱的老人捏着一把汗，但是谁都无能为力，只能听天由命。这时北京钢琴厂的很多人站了出来，勇敢地为自己的师傅辩解，最后批斗取消了，王来安逃过一劫。1971年，经受了五年病痛折磨后，王来安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姥爷爱喝酒，他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晚上下班回来也要喝。他烟抽得也多，那时大家都没有健康意识，他的病可能和这些有点关系。”如今再回忆起王来安，何钊的脑海里呈现出的，就是他拎着饭盒去上班的情景。

“姥爷的技术全部奉献给星海钢琴厂了，家里人他都没有教。我小舅舅和几个表兄弟的技术都是大舅王节才教的。”

每逢春节，王来安的高徒潘仲华（左一），白建民（左二）、赵守忠（右一）都会来家里拜年。

这是九十年代王节才（右二）和几位师兄弟的合影。

调律奇才

王节才，王来安的长子，出生于1922年。15岁时，跟随父亲的朋友——爱尔兰人麦坎琪学习钢琴修造。

王节才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知道钢琴来自于西方，必须学会英文才能学到最正宗、最地道的技术。于是，开始疯狂地自学英文，并且托人从美国购买钢琴修造资料，自己一点点钻研，一点点摸索，终于掌握了一套独到的钢琴整理技术。经过他手的钢琴，犹如被赋予了魔法，让钢琴家们欲罢不能，以至于很多年后，江湖上依然流传着他的传奇。

“王节才调的琴是真准！”

“没有人能调出他那种触感，真是妙不可言。”

“王节才现在还调琴吗？我真想再让他调一次。”这是何钊经常听到的一些话，他很为有这样的舅舅自豪。

1945年，王节才受聘临时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担任钢琴技师，1946年任北平艺专音乐系钢琴技师，同时受聘于京华美院音乐系。1949年，王节才参加以李凌为组长的中央音乐学院筹建工作。1950年初，音乐学院成立，王节才成为第一位持有证书的钢琴技师。1957年，他调入北京舞蹈学院，一干就是30年。

文革期间，王节才被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在秦城监狱关了八年。1975年，王节才回到北京，继续在北京舞蹈学院任职。

1978年由于工作成绩优异，王节才被评获“特等奖”，获文化部简报表扬。1979年被提升为高级技师。1982年被外事局邀请为兼职对外钢琴高级技师，深受音乐界及中外专业人士的好评。

BBC专家MARK Brain称王节才为“Best Tuner of China”。曾在中央音乐学院授课的美国钢琴家Mme Geithner说：“我能遇到你是主给予特权，我很高兴在北京有如此能干的钢琴师照看我的钢琴。”回国前她还从美国使馆申请访问表格，希望王节才能赴美。

上世纪80年代，何钊陪朋友买了一台钢琴，当时是一款比较高档的琴。琴送到后，朋友感觉有一点儿瑕疵，就找王节才给整理一下。王节才从早忙到晚，用了整整10个小时，才整理完成。

“简直像换了一台琴，那触感太棒了！”弹过以后，朋友兴奋地给何钊说。

后来，何钊和钢琴厂的朋友谈起这件事，他们都不相信，“我们都是严格按技术标准执行的，哪里用得着整理10个小时？”

何钊的姨婆也是星海钢琴厂的员工，她就负责整理钢琴。有一次她给何钊说：“我看过你大舅整理的琴，他和我们执行的数据完全不一样。”数据不是标准的数据，但是效果却出奇得好，王节才整理过的琴，就是有一种令人难忘的感觉。

国内很多知命的音乐人，像李凌、周广仁、朱工一等，都是王节才的粉丝，只要调琴王节才就是不二人选。国务院外事服务局也请王节才为各国驻华使馆调琴，有的使馆别人调都不满意，必须请王节才来才行。很多访华的外国钢琴家也对王节才赞不绝口，很多人推荐他去美国，去斯坦威，但王节才都一笑而过，他对自己的技术很有信心，用不着美国人来肯定。

1987年，文化部授予王节才“主任技师”高级职称。2000年，国家轻工业部授予王节才高级调律师称号，2005年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感动中国”的四个人之一。传略被编入《世界名人录》(中国卷)、《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东方之子》、人事部《中国专家大辞典》等辞书。

王节才

王家功臣

王节才是王家的长子，很早就出来打工养家了，王家的兴盛他有很大的功劳。

他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是他能阅读英文资料，能和外国人无障碍地沟通，这都是很多大学生无法比拟的。除了在钢琴上天赋异禀外，他的家庭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很强。因为手艺好，收入高，他完全不用为生计发愁。但他关心每一位亲人，总能及时伸出援手。

他把自己的手艺传给了弟弟，又先后教会了儿子和外甥，以至于北京调律界，王家的子孙一直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歌剧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芭蕾舞团这些专业团体，一直活跃着王家人的身影。

弟弟王茂宁，曾经是一名俄文翻译，毕业后分配到了武汉。由于气候的原因，王茂宁患上了很严重的胃溃疡，不得已只好辞职回京。有一段时间，王茂宁失业在家，情绪难免低落。王节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因为经常有需要大修的钢琴，他就把钢琴拉到家里，教弟弟修钢琴。白天他出去调琴，王茂宁就抹胶、粘泥子，从最简单的开始做。晚上回来，兄弟俩一起做比较复杂的工序，一个认真教，一个刻苦练，那时修一台琴400元，兄弟俩按劳取酬，既解决了客户的需求，也缓解了弟弟的生活问题。

再后来，王来安托歌剧院的一个熟人，在中央歌剧院给王茂宁谋了一份差事。刚进去是临时工，因为有哥哥王节才传的手艺，王茂宁在歌剧院做的得心应手，慢慢就转成了正式职工。家里钢琴大修的活儿也一直没断，兄弟俩借此增加一些收入，也给后辈们提供了一个练手的机会。王节才的三个儿子，都先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调律师。后来长子出国，现在巴西经营饭店，二儿子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小儿子在北京舞蹈学院。

“我们家挺有意思，我们的手艺都是大舅教的，他是我们家的大功臣。”

王来安和家人们

王茂宁（前排左一）何钊（后排左二）

何钊：别样传承

何钊，1955年出生，从小学单簧管，后来进入北京市杂技团，担任单簧管演奏员。何钊的父母都是星海钢琴厂的员工，父亲更是创始人之一，应该说对钢琴很熟悉，但是二十岁前从来没想过学钢琴。也许冥冥中有一种力量，最终把他拉到了这条道上来。

1978年的一天，一个同学找到了何钊。“我有一个亲戚要参加高考，想考音乐学院作曲系，但是家里的钢琴不能用了，你舅舅不是修钢琴的吗？能请他过来给修修吗？”

“应该可以，我和舅舅说一声，他住哪儿啊？”何钊问。

“干面胡同。”

“哦，那你们离得很近，我舅住灯市口。”

那是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左右，何钊陪着王节才到了干面胡同。那是一个西式的小洋楼，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钢琴年久失修，已经立不稳了，但不失华美。王节才熟练地拿出工具，小心翼翼地把钢琴打开。

这是何钊第一次看见打开的钢琴，他惊讶极了，“怎么和个鸟笼子似的？”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细心地观察着舅舅的一举一动。经过四个小时的辛苦劳作，钢琴终于修好了。主人上去弹了一下，兴奋地叫：“哎呀，太好了，就像换了一台新钢琴。”何钊看到舅舅这么厉害，也很高兴，不免心生向往。

吃完饭回家的路上，王节才认真地说：“现在会修琴的人很少，我根本忙不过来，要不你也考虑一下学修琴？我可以教你。”何钊有点儿动心，毕竟家里的人都和钢琴有关系，耳濡目染他也喜欢钢琴。加上这段时间一吹单簧管，扁桃腺就发炎、化脓，也确实让他烦恼。

回家后，何钊和父母谈起了这件事，父亲也支持他学，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职业。从那时起，何钊就正式开始和王节才学习钢琴维修。

当时社会上的钢琴并不多，想找钢琴练手不是那么容易。好在二舅所在的歌剧院有需要大修的钢琴，何钊就找几个同学，用平板车把钢琴拉到姥姥家，然后全拆散了，在舅舅的指导下，一点点修复，等修好了再送回去。何钊的父亲当时在一个音乐艺术服务部当经理，那里正好卖钢琴，晚上一有时间，何钊就跑过去练调律。一大早，再跑到舅舅工作的舞蹈学院，请他指导纠正。等到八点人们陆续来上班时，何钊再到杂技团去。那几年，何钊就是这么没日没夜地学，只要能摸到钢琴，决不放弃这个机会。

“那时修钢琴和现在不一样，现在钢琴生锈了就不要了，扔了换一套新钢丝，这很容易。那时候不行，只能拿砂纸打，抽纱纸卸砂纸，这百十来根弦全得打，打完以后都是锈，我记得我戴着口罩都不行，完了以后一擤鼻子，全是黄的。那时候也不怕苦，就想学一门技术。我觉得我还挺适合干这行的，琢磨钢琴就行，不用和人打交道。”

有一天，王来安的徒弟来看望师母，无意中和何钊聊了起来：“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呢？”

“我学修钢琴。”何钊老实地说。

“那挺好，要好好学，你最好学点儿木工，艺多不压身嘛，懂点儿木工对你修钢琴有好处。”

何钊想想也是，就开始学木工手艺。“钢琴能用到的东西我几乎全接触了，唯一的就是没学油漆，我特别不喜欢油漆。”

1984年，中央芭蕾舞团缺钢琴技师，王节才就把何钊介绍了过去。从那一年开始，何钊正式成为了一名钢琴调律师。那时候芭蕾舞团的钢琴也都是旧钢琴，经常需要大修。有的琴，昨天好好的，今天上课就不行了，一通电话过来，何钊就要马上过去修理。有时候工作量也很大，但是在繁忙中，舅舅教他的东西正好融会贯通了进去，渐渐地何钊也琢磨出很多自己的心得体会。

“舅舅教我的东西，书本上的理论，和钢琴厂的技术标准，我都一一比对过，很有意思，也很受启发。我就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姥爷和舅舅那么高的高度，只是比后辈们多一些经验和阅历。如果有人愿意问我，我很愿意与大家分享。”

王家的第四代没有人再学钢琴修造，虽然略有遗憾，但也说明孩子们的机会更多了，他们都能有好的发展，就是长辈们最愿意看到的。

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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